上周跟日本大使馆公使伊藤康一、参赞佐藤辉等人吃饭，顺手将士毛月新村嘉年华的传单递给他们，邀他们参与其盛。使馆专门调查员东条哲郎“哦”的一声，对士毛月新村并不感到陌生，原来他曾联合另两位研究员坪井佑司及村井宽志，于2007至2010年间走访森美兰和雪兰莪州14个华人新村，对于新村的历史和现状颇有认识。较后，东条电邮一份研究报告给我，题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成立过程与地方政治：芙蓉近郊两新村的实地调查”，文中提及的两个新村，正是我们先后于2009年8月11日和今年6月19日举办“我来自新村” 嘉年华的亚沙新村和小甘密新村。让我好奇的是，日本人为何有兴趣研究华人新村？
日本人研究新村历史
追溯历史，英殖民政府于1948年6月23日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正式掀开与马共的“内战”。为了切断乡村居民和马共的联系，英殖民政府于1949年至1950年间，通过毕里格斯计划（Briggs Plan）将50万华人集中迁移到480个移殖区，随后更名为“新村”。
开始阶段，新村人成为英殖民政府和马共的“夹心人”，耕种时极可能受到马共威胁，同时又遭英殖民政府的严厉警告，备受欺凌和压迫。后来由于英殖民政府成功切断马共与人民之间的联系，50年代后半期，新村人的生活才逐渐安稳。1958年，新村开始从“黑区”变成“白区”，当局逐步拆除新村周围的铁丝网。1960年7月31日，我国首任最高元首在上下议院宣布结束12年又45天的紧急状态，而今马来半岛仍有450个新村保留下来。
华人新村走过了一甲子，被喻为“活历史”，非但没有像德国战时的集中营被时代所淘汰，反而成为大马华人扎根和茁壮成长的沃土。2009年，astro启播的“我来自新村”系列将观众带入历史，而我们报社主导的“我来自新村”嘉年华，进一步带领民众走入新村，在培育不少精英的新村华小举办义卖会和慈善晚宴，唤醒人们对新村历史的关注，也不忘支持新村华小。
日本研究员探索新村历史，是基于对战前、战时及战后的历史反思，尤其是日军占领马来亚3年8个月的史实。他们仨通过华文报、华研等资料中心搜集资料，也亲身走访新村，听那些当年20来岁而今80高龄的耆老口述历史，侃侃而谈日军及英军在新村留下的“历史伤痕”，让他们在日本文的史料之外，更贴近史实，也明白这段历史将随着长者的离世而消逝，因而倍加珍惜。
耆老口述历史倍珍惜
由于村井宽志谙中文，主修中文和中国历史，加上一位本地人的协助，他们在查阅资料和访问过程颇为顺利，撰写专题时以亚沙新村和小甘密新村为例，因为这是在毕里格斯计划推行之前最早成立的新村，在建设和结构上的不足成为其他较后成立的新村的借鉴。
这份报告首次于2008年在神奈川大学发表，2009年在东京大学、2010年则在马来亚大学发表，并刊于今年3月25日出版的“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所报”。他们认为新村历史也紧系着华人参政的起源，希望有机会将研究报告翻译成中文和英文，同时深入华人新村附近的马来甘榜，比较同一时段的马来人的生活形态。
前阵子在依约新村跟当地工委交流，提及“依约”（Ijok）新村名字的由来，有人说是以一棵树命名，而小甘密据说也是一棵树，到底依约树和小甘密树长得什么样，如今已经没人说得出来。
当年的树，早已淡出记忆；当年的人物，也即将走入历史。一棵树系着一个新村的历史，空对树影讲古，谁来解惑？
如果连日本人也在研究新村历史，生于斯长于斯的新村年轻一代，是不是更应把握契机，走入公公婆婆和爸妈的年代，温故知新？
（原文刊于4/8/2011《言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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