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的关系吧，特别喜欢与报有缘的人，例如曾是报童的股神巴菲特，例如《对照记@1963》的杨照和马家辉笔下的“报缘”。
台湾副刊的盛世，是我当副刊编辑时最羡慕的。每天一张大大的插图，带出了整版副刊的精华，成了文学飨宴的第一道美味拼盘，那张图，是“报屁股”的亮点。
是的，只有报人会说“报屁股”。拿人家的屁股当脸皮，就是当年本地副刊的“剪刀政策”，两家主报的副刊编辑暗地里较劲，人家有专人去机场领取台湾报刊，我们家的总是迟一步，“剽窃”的好文章总是迟人家一天见报。当时我一直想：为什么不做自己的专题？别人的再好也是别人的，不符合国情嘛！
于是我把剪刀放下，开始策划自己的小东西，一步一步来，结果被狠批“不像中年人阅读的版位”。没错，那是中年人最爱、也是副刊的重要的版位，却阴差阳错落入20出头的小编手里，要迎合40、50岁读者的阅读口味，实在不容易，承蒙主任错爱，任我胡作非为，一边采访一边编写，眼看我慢慢摸索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却被管理层喊CUT，转去编娱乐版了。
很戏剧化吧，很笑话吧。
无论如何，台湾副刊的盛世，我亦躬逢其会，读杨照这篇稿子，特别开心，回想当年的努力，特别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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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杨照 躬逢其会的报业盛世
http://book.sina.com.cn 2012年02月13日12:17 新浪读书
◎ 杨照
那是台湾报业大爆炸的时代，那是“两大报”激烈竞争的时代，那是副刊独大的时代，那也是文学奖大放异彩的时代。我成长的时代，我开始养成读报习惯、进而开始写作的时代。
那样的时代，有其特殊的背景。戒严状态下，媒体是国民党管制的重点。完全没有私营的电视台，三家电视台分别属于：台湾省政府、中国国民党和“国防部”。也几乎没有私营的广播电台，而是每个不同的政府单位，各自成立电台，占满了空中频道。
按照国民党的管制逻辑，照理说也不应该有私营的报纸。然而早在国民党建构好全面报纸管制之前，已经存在了好几家报纸，其中有几家报老板还和党政高层维持良好关系，没道理、没办法一下子说关就关。
不能关，那就管吧！一定要严管的，是政治消息，所以即使是私营的报纸，刊登的“大新闻”，和公家报纸不会也不能有什么差别。私营报纸有市场生意上的压力，如果只登和公家报纸都一样的消息，谁要付钱买报纸呢？
于是由《中国时报》的前身《征信新闻报》开启其端，后来《联合报》积极跟进，找了一个突破点——社会新闻，尤其是具有耸动性的社会新闻。公务员身份、公务员心态的公家报纸记者，不可能那么积极采访社会新闻，更不会努力去找出渲染性的新闻写法，靠提供公家报纸上看不到的社会新闻，私营报纸就能掌握市场了。
然而这样的策略，到了 1970年代初期，蒋经国全面接班，愈来愈行不通了。蒋经国施政的重点之一，是“端正善良社会风气”。台湾经济正在起飞，社会开始尝到过去不曾有的富裕滋味，难免就有了一些普遍贫穷时代不会有的现象，受过苏联影响，终身没有真正离开左派政治信念的蒋经国，可就看不惯了。
“端正善良社会风气”也就包括了给常常全版刊登谋杀案情的报纸，不客气地警告。尽管这时候，《中国时报》的余纪忠、《联合报》的王惕吾都和蒋经国有私交，他们都还是承担不住反抗政策走向的压力。
所以报纸的经营重点非转向不可。能朝哪里转？又是《中国时报》先走了新路，《联合报》立即跟进：将焦点放在本来的“报屁股”——副刊上。
那个年代，国民党的“报禁”不只规定不增发报纸执照，而且规定一份报纸顶多只能出版三大张十二个版。扣除掉广告，剩下六七个版，再扣除掉一定要和其他报纸大同小异的政治新闻、社论，只剩下三、四个版。报业真正的竞争，就在这区区几个版的空间上。
副刊占了整整一个版，还有，副刊没有非得刊登不可的规定内容，可以做出真正不一样的内容来。余纪忠找了高信疆主持《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天天有新想法新写法，一下子吸引了社会的眼光。受到威胁的《联合报》，由痖弦领军，赶紧跟上，也把“联合副刊”办得五花八门、有声有色。
那真是个“屁股转做前锋”的怪异状态，许多读者拿到报纸，先打开副刊，读完副刊才回头看前面的“要闻”版面，心中明白，“要闻”版上再怎么重要的新闻，不会有副刊文章精彩新鲜。
两大报的报份快速成长，进入 1980年代，纷纷号称“百万”了。大概一千六百万人口的社会，竟然拥有两份发行接近一百万的报纸，而且刺激报份成长的重大力量竟然还是来自于文学、文化性质的副刊，何其盛哉！
水涨船高，连带着那个年头的文学，也盛气淋漓，大受瞩目。大学二年级，一天早晨起床打开报纸，赫然发现“人间副刊”上以大半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小说《“文革”遗事》，心脏几乎瞬时从嘴里跳出来。那是我投去参加“时报文学奖”的作品，进入决审，在决审委员最后讨论投票中败下阵来，输给了李渝的《江行初雪》，虽然没得奖，但副刊主编决定留用发表。
出了门，在站牌下等公车去上学，我的脸一直是红的。因为光是那个站牌下，就有三个人，两女一男，摊开《中国时报》，一边读我的小说一边等车。他们不会知道小说的作者站在他们身后一两公尺处，但我就是觉得极度地不好意思，一种不预期的光荣带来的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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