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标签为人权斗争的，究竟是信仰理念还是极端主义？
8月下旬从新疆回来，我在社交媒体发了不少旅途讯息之后，智能手机的谷哥搜索引擎经常“首推”新疆新闻抢眼球，这些新闻主要是从欧美角度切入，批判和抨击人权议题，包括据说未经审讯就关押了数十万名维族穆斯林的“再教育营”。最新的一则，提及回乡创业计划下受惠的村民开始了新生活，这些内容正是早前新疆朋友在旅途中阐述过的情节。
好友看了我写的两篇有关新疆见闻的文章，有感而发：“虽然你努力写得很正面，但是置身处地去想，一路上面对严苛的安检，这样的旅程无法尽兴。”我澄清道：“起初的确很纳闷和厌烦，但到最后，真正体悟到人身安全是旅途中最大的保障。”
局外人的观点，局内人的感受，果然是两码事。自由行18天，手握驾驶盘的新疆朋友一天一点的为我们“洗脑”，让我们接受“再教育”，回看新疆，果然是两码事。
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了。据说新疆的汉族犯了错，比维族面对更严苛的惩罚，因为维族莽汉一嚷嚷，海外媒体和网络舆论又会以“人权”为题大做文章。
治疆治港大不同
失业率是社会动荡、人心不安的催化剂。一声声亲切呼唤，将贫穷线下的外漂游子召回故乡创业置业守业，就业机会的保障是官方的杀手锏，当游子们回乡回返生活的正轨，不再一无所有，暖了肚子暖心窝，人人安分守己起来。自家人最懂自家人的心。在新疆，地方官严厉打黑除暴的同时，在家规国法以外，对高危群动之以情，取信于民。
“人权” 攸关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是所有人与生俱有的权利，不分种族、性别、国籍、族裔、语言、宗教或身份地位，而人权与民主的普世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在人权的大前提下，个人利益小于群体利益；在商言商，商业利益不比国家利益；治国先治乱，在领导者眼中，国家利益更甚于普世价值。
新疆和香港，是中共政府治国理政的两大考验。治疆和治港，不能用同一剂药，因为疆民是中共体制下成长的，而港人却是英式教养的“香蕉人”，黄种人洋思维，游行抗议要真民主，闹了大半年，闹到向美国“教父”寻庇护。对付闹思想革命的洋小孩，中国大家长的劝阻并不管用，碍于全球目光，大家长又不能轻举妄动。这一出闹剧何日能落幕，就得看大家长何时能放下身段，跟洋小孩好好沟通，动之以情了。
（原文刊于20191219《南洋商报》言论版）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