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风轻：饮水思源莫忘本

那天到巴生中华小学出席十大义演新闻发布会，发现该校从巴生迁校到莎阿南，校名依然沿用“巴生”两字。

会上，校方三机构领导强调“巴生”两字万万弃不得，追溯百年校史，最初是从巴生中华学校起家，如今发展成巴生中华独中、中华国中和中华小学三校，各自为政却不忘百年前最初始的“根”，在重大的日子必定三校齐聚欢庆。

校名攸关创校史

我想，华文教育最基本的教条应该是“饮水思源”。最近梳邦市子文华小易名拿督谢华华小一事激起千层浪，主要是围绕在“根”的问题上。

创办于1939年的梳邦市子文华小，前身是八丁燕带双溪丁宜子文华小，创办人包括孙成焕、林成踏、张华和陈文贤等人，基于当地华侨多来自海南岛，遂以海南宋氏家族长子，也是当时的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命名。宋子文是宋家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的弟弟，而宋美龄是其妹。

若非此次易名风波引起关注，这段历史也许鲜少人知道，更没想到是跟中国宋氏家族有关，不过，这段历史并非没有意义，这个校名也记载着当年先贤南来艰苦拓荒不忘办学、办学不忘根本的精神。

校名更换，就会把某段历史埋葬，对那些陪着子文华小从园丘走到梳邦市，走过崎岖迁校路的人来说，情何以堪。

事实上，在筹款活动中，我们最乐见大商翁慷慨解囊，一掷数百万，再登高一呼、万山响应，义款源源而来，解了燃眉急，学校继续发展，皆大欢喜。

曾经走入很多校园，看到每一层新校舍、每一间课室，甚至每一个楼梯间都大大的标刻着捐款人芳名，用种种方式回馈善长仁翁。而今校名是不是成了最新的“卖点”呢？

学校发展与时俱进，钱是永远不够用的，假设用校名回馈大商翁，能解决学校多久的财务问题？30年抑或50年？

我并非质疑任何人沽名钓誉，更无意影射任何人怀有私心，而是我们素来引以为豪的“为华教无私奉献”，会不会因此而变成“有私奉献”？“有私”会不会演变成“有限”？

发展华校如己任

今年，八打灵再也培才学校礼堂落成开幕当天，也是欢送前董事长丹斯里张泗清荣休的大日子。当了50年培才学校董事长的丹斯里张，是从中国南来谋生的潮州人之一，将培才的发展视为己任，出钱出力50载，还培育出二校及计划中的三校，卸任董事长之日说了一句“我是潮州人，感恩培才”。先贤从中国南来时，不同乡团组织私下“领养”不同学校，丹斯里张对培才的无私奉献，是最佳典范。

感恩于奉献华教的诸公，将他们名留校史，传颂一代又一代，是我们向来的传统，而今突破传统，直接更换校名的做法，我个人认为有待商榷。

前几天，媒体问星云法师对同性恋和同志结婚的看法，他巧妙回应道：“不可说！不可说！说了人家不爱听，说了我们找麻烦……”而子文华小易名几成定局，是不是同样“不可说、不可说”？

（原文刊于1/9/2011《言论版》）

后记（5/9/2011）：

正要出发南下到海边度假之际，发现手机有未接来电和一则短信：

“我尊敬的YB：子文是大众群策群力，集腋成裘兴建起来的新校舍。它有刻骨铭心、经过二次大战，有血有泪的历史渊源。请尊重当时海南乡亲先贤们的精神与意愿。请保留子文校名。子文前校长敬上”

自从前校长退休，我们就没有联系过。当初是基本十大义演和校内的筹款活动而结识，如今他退而不休，再次站出来，全为了保全原有的校名。

回电给他，才知道他们翌日有新闻发布会，接着又有签名运动，力保“子文就是子文”。

尽管无法出席声援，我冒着被官爷迁怒的风险，史无前例地在专栏写了这篇稿。我知道，在工作上仍有求于官爷，也无可避免会见到他，不过“怕得罪人”的事暂时抛诸脑后了。相信在民意难违之下，子文不会易名…… :)

日本反韩流加剧？示威人数翻一番（转载）

朝鲜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 车学峰/记者 张祥镇 (2011.08.22 14:46)

“没想到赢得这么多人的共鸣。”

看到6000多人参加21日在东京富士电视台前举行的反韩流示威，连主办方也感到惊讶。因为众多人员参加示威，甚至让人联想起福岛核电事故后举行的反核电示威。

当天，示威人员400人一组，高呼“我们不想看韩国电视剧”等口号。具有极右翼倾向的有线电视台“樱花频道”当天通过网站现场直播了持续4个小时以上的集会。据统计，网络直播的收视观众超过4万人。

与7日举行的第一次示威不同，主导此次示威的“富士电视台抗议示威游行执行委员会”在警方允许下举行集会，并通过网络等途径提出“韩流会扼杀日本文化”等刺激性主张，有组织地召集示威参加人员。示威主办方主张，第一次示威人数达2500人。

◆示威群众：富士电视台“哈韩”过度

示威主办方主张称，不是反韩流或反韩示威，而是对富士电视台过度播放韩剧进行抗议。他们指出，富士电视台每月播放韩国电视剧的时间达40个小时，远远高于NHK电视台(4小时)和TBS电视台(20小时)。他们还称，富士电视台在新闻等各种节目中拿出过多时间来宣传K-POP（韩国流行音乐），夸大韩流的人气。引发第二次示威的直接原因是，演员高冈苍甫因上月23日在推特上指责富士电视台“过度偏重韩流”而被所属经纪公司解雇的消息。

◆反韩流示威只是“小打小闹”

示威主办方还针对在富士电视台做广告的企业产品发起拒买运动，但考虑到韩流在日本的人气，他们的游行示威很有可能只是小打小闹，难以造成太大影响。虽然举行了反韩流示威，但韩国偶像组合仍然席卷了主要人气排行榜的前列。过去《冬季恋歌》备受欢迎的时候，主要是“大妈级粉丝”，但近来，韩流已经从电视剧扩散到K-POP，粉丝甚至扩大到小学生。也就是说，韩流明星像国民明星一样备受追捧。因此，不只是富士电视台，NHK、TBS等其他电视台也争相邀请韩流明星。

◆极右翼势力欲牵制“韩流”

第二轮韩流热潮掀起后，甚至便利店也销售韩流明星纪念品，而且Galaxy手机等韩国产品的人气也随之上升。韩流明星出演的广告片大幅增加，甚至还出现了专为进军日本市场而培养的K-POP组合。有人指出，看到韩流渗透到日本人的生活后，极右翼势力为了牵制这种趋势而有组织地发起了示威运动。据分析，此次示威规模之大可以同市民团体全面出动的“反核电示威”相提并论，没有极右翼团体有组织地介入，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云淡风轻：泡菜与樱花的爱恨纠结

有人爱，难免有人恨。有人媚韩，必定有人嫌韩。

韩流席卷亚洲而至全球，2003年，日本放送协会（NHK）率先播放韩剧，将韩流引入日本国土，2011年“嫌韩流”声浪大作，日本网民游行抗议播放最多韩剧的富士电视台。

一直以来，对于韩流袭日，日本网民意见分歧大。有醉心于韩剧的铁杆韩粉，也有嫌韩反韩之士。这两派网民虽然对韩流的态度截然不同，但仅停留在网络的口水战。新一波“嫌韩流”却升级到示威游行，富士电视台成了众矢之的。

韩流与嫌韩流在作崇

2003年，我在《朝日新闻》东京本社的电视荧幕上，看到韩剧《冬季恋歌》里裴勇俊、崔智友和已故朴容夏的三角恋情，那些赴日之前看过的痴痴缠的剧情，果然很快俘虏日本剧迷的心，自此以后，强劲的韩流冲击日本社会各层面，至今不衰。

随着韩流涌动，一股反韩流 “嫌韩流”，渐渐在日本形成气候。“嫌”（iya）在日文是讨厌的意思， 韩流冲击的主要群体是日本妇女，而嫌韩流的主要群体则是日本男人。韩流横扫东南亚和中港台，使原本在东亚一统天下的日剧黯然失色，除了动画片以外，日剧已失去同韩剧争锋的能力。韩流也带动众多日本女人要嫁韩国郎，让一些日本男人觉得脸上无光，当然，更深层的嫌韩流，主因是民族情结作祟。

有位日本漫画家名叫山野车轮，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嫌韩流”漫画，2005年结集出版漫画书《嫌韩流》 。书中借由主人翁“耀先生”之口，煽动反对韩国、反对韩剧的情绪。事实上，他另有一部作品叫“嫌中国流”，反映出日本人不喜欢中国的心态。

7月下旬，日本著名女优宫崎葵的丈夫高冈苍甫在twitter炮轰富士电视台，指播放韩国节目太多，简直变成“韩国电视台”，引起日本网民的共鸣，继而点燃了嫌韩流的火头。8月7日正午，逾1千名网民相约于东京台场富士电视台总部游行示威，抗议富士电视台过度“媚韩”。

韩国料理不入选50大

日韩的纠结，也从电视荧幕延伸到餐桌美食。

前阵子美国CNN生活潮流网站“CNN Go”公布的“全球50大美食排行榜”，泰国马沙文咖喱位居榜首，寿司排名第四，中国北京烤鸭第五，我国槟城亚参叻沙名列第七，韩国料理却一项都没有入选。韩国《国民日报》7月25日即发表题为《韩国料理的耻辱》的文章表达不满，韩国网民也兴师问罪：“寿司能排第四，韩国泡菜、烤肉排在哪？”

问过一位韩国朋友，韩国人是不是不喜欢日本人？他大摇其头说，韩国人很喜欢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事实上，“嫌韩流”虽然在日本兴起一阵阵波澜，但毕竟不能压制日本人的哈韩热潮，更无法阻挡日本人对韩剧及韩国明星的喜爱。日本内阁于2005年12月公布的调查显示，51.1％的日本人对韩国有好感。

看来泡菜先生和樱花小姐“不是冤家不聚头”，嘴上不认，内心暗自倾慕。嫌与不嫌，只是茶杯里的风波。

（原文刊于18/8/2011《言论版》）

云淡风轻：一棵树一个村一段古

上周跟日本大使馆公使伊藤康一、参赞佐藤辉等人吃饭，顺手将士毛月新村嘉年华的传单递给他们，邀他们参与其盛。使馆专门调查员东条哲郎“哦”的一声，对士毛月新村并不感到陌生，原来他曾联合另两位研究员坪井佑司及村井宽志，于2007至2010年间走访森美兰和雪兰莪州14个华人新村，对于新村的历史和现状颇有认识。

较后，东条电邮一份研究报告给我，题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成立过程与地方政治：芙蓉近郊两新村的实地调查”，文中提及的两个新村，正是我们先后于2009年8月11日和今年6月19日举办“我来自新村” 嘉年华的亚沙新村和小甘密新村。让我好奇的是，日本人为何有兴趣研究华人新村？

日本人研究新村历史

追溯历史，英殖民政府于1948年6月23日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正式掀开与马共的“内战”。为了切断乡村居民和马共的联系，英殖民政府于1949年至1950年间，通过毕里格斯计划（Briggs Plan）将50万华人集中迁移到480个移殖区，随后更名为“新村”。

开始阶段，新村人成为英殖民政府和马共的“夹心人”，耕种时极可能受到马共威胁，同时又遭英殖民政府的严厉警告，备受欺凌和压迫。后来由于英殖民政府成功切断马共与人民之间的联系，50年代后半期，新村人的生活才逐渐安稳。1958年，新村开始从“黑区”变成“白区”，当局逐步拆除新村周围的铁丝网。1960年7月31日，我国首任最高元首在上下议院宣布结束12年又45天的紧急状态，而今马来半岛仍有450个新村保留下来。

华人新村走过了一甲子，被喻为“活历史”，非但没有像德国战时的集中营被时代所淘汰，反而成为大马华人扎根和茁壮成长的沃土。2009年，astro启播的“我来自新村”系列将观众带入历史，而我们报社主导的“我来自新村”嘉年华，进一步带领民众走入新村，在培育不少精英的新村华小举办义卖会和慈善晚宴，唤醒人们对新村历史的关注，也不忘支持新村华小。

日本研究员探索新村历史，是基于对战前、战时及战后的历史反思，尤其是日军占领马来亚3年8个月的史实。他们仨通过华文报、华研等资料中心搜集资料，也亲身走访新村，听那些当年20来岁而今80高龄的耆老口述历史，侃侃而谈日军及英军在新村留下的“历史伤痕”，让他们在日本文的史料之外，更贴近史实，也明白这段历史将随着长者的离世而消逝，因而倍加珍惜。

耆老口述历史倍珍惜

由于村井宽志谙中文，主修中文和中国历史，加上一位本地人的协助，他们在查阅资料和访问过程颇为顺利，撰写专题时以亚沙新村和小甘密新村为例，因为这是在毕里格斯计划推行之前最早成立的新村，在建设和结构上的不足成为其他较后成立的新村的借鉴。

这份报告首次于2008年在神奈川大学发表，2009年在东京大学、2010年则在马来亚大学发表，并刊于今年3月25日出版的“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所报”。他们认为新村历史也紧系着华人参政的起源，希望有机会将研究报告翻译成中文和英文，同时深入华人新村附近的马来甘榜，比较同一时段的马来人的生活形态。

前阵子在依约新村跟当地工委交流，提及“依约”（Ijok）新村名字的由来，有人说是以一棵树命名，而小甘密据说也是一棵树，到底依约树和小甘密树长得什么样，如今已经没人说得出来。

当年的树，早已淡出记忆；当年的人物，也即将走入历史。一棵树系着一个新村的历史，空对树影讲古，谁来解惑？

如果连日本人也在研究新村历史，生于斯长于斯的新村年轻一代，是不是更应把握契机，走入公公婆婆和爸妈的年代，温故知新？

（原文刊于4/8/2011《言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