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大不同（3）

拒绝上学不是病！

前言：

当孩子说：“我不要上学”时，家长往往在错愕之余，怒叱道：“不上学，长大后能做什么？”
曾几何时，上学成为孩子的义务，书包沉甸甸，小心灵更沉重。

东京Shure自由学校创办人奥地圭子指出：“义务教育，是大人的义务，让孩子在理想的环境中健全地成长，而不是强迫孩子上学。”

以自由、自治及尊重个人为办学理念的东京Shure自由学校，提供拒绝上学的孩子一片学习乐土，并于2003年4月份荣获“第37届吉川英治文化奖”，奥地喜上眉梢：“这是孩子们努力的成果！”

（一）积极看待另类教育

日本学童拒绝上学现象，早在20、30年前敲响警钟，学府欺凌弱小事件时有所闻，迄今情况似乎没太大改善，唯一有进展的是，许多家长已经看清拒绝上学并非一种病，更开放地让孩子选择在没有压力底下学习和成长，而教育部也更积极地看待传统教育制度以外的另类教育，包括全国约300所自由学校（free school）。

奥地圭子在创设东京Shure自由学校之前，是一名中学教师。执教鞭20多年，她于1978年面对长男（当时3年级）因转校被欺侮而拒绝上学的问题时，一如其他家长，强行要孩子上学。

接下来的两年，长男拒绝进食，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遂成立“拒绝上学思考会”，跟其他家长交换意见，并于翌年创办东京Shure，提供一个自由学习的空间，让孩子自行决定学习或玩乐。

Shure原是希腊语“精神自由”之意。自1985年创设迄今，东京Shure共有3所学校，即王子Shure、大田Shure及新宿Shure，汇集约200名学生，由7岁至18岁不等。

教学方针是尊重个人自由，对学校刻板教学不感兴趣、被其他同学欺凌的孩子，可加入Shure大家庭，在每周一次的会议上，跟大人同样持一票发言权，自行决定学习和活动内容。

除了中小学课程，近期更开设Shure大学，年纪较大的学生天马行空，亲自动手，落实乘上热气球的梦想。

以自由、自治及尊重个人为理念，这里没有校规、没校服、没老师，更没有考试和竞争，有的是朋友和自由。上什么课由学生自行讨论决定，不懂的地方有大人辅助；学习得差不多，觉得该毕业就毕业，1999年4月更开办东京Shure大学，让学生进一步研究自己有兴趣的学科。

（二）报道引发恐慌风潮

“拒绝上学的孩子不是病！”奥地圭子多年来致力纠正人们的错误观念，希望社会不要以异样的眼光对待拒绝上学的孩子。

日本教育部资料显示，截至2000年度，缺课30天以上的拒绝上学中小学生多达12万8千人，写下最高纪录，情况比1999年更严重。拒绝上学的原因林林种种，包括在校内被欺侮、跟老师同学交往不愉快等，孩子因而学习兴致大降，出现无气力等“症状”。

很多拒绝上学的儿童的家长饱受困扰，不知道如何应对。而1988年9月份《朝日新闻》晚报头条新闻，激起很大回响，引起拒绝上学的孩子的家长大恐慌。

该报道引述已故筑波大学助教授稻村著作的内容，指“拒绝上学症”若不尽早治疗，将演变成“无气力症”，而且单靠辅导不足够，必须多管齐下才能起疗效。

家有拒绝上学孩子的家长，阅报后紧张兮兮地拉着孩子去看精神科医生，老师们更把报道复印了，寄到拒绝上学的孩子家里，劝家长带孩子求医。刹那间，“拒绝上学”仿佛是流行瘟疫，谈之色变，无辜的孩子被当作“异常”、“心理病”，成为焦点话题。

为了遏止恐慌风潮，奥地通过拒绝上学思考会和东京Shure紧急召集社区民众以正视听，结果300人的会场汇聚集了800人，大家热烈讨论，并向报社提出抗议。

奥地澄清并非针对《朝日新闻》，而是反对已故稻村助教授将拒绝上学视作“病”，不但对孩子不公平，无法改善拒绝上学现象，同时加深社会成见和歧视。

无论如何，她认同这则报道间接使到社区民众更加清楚拒绝上学原因和孩子接受教育的自由。

（三）荣获吉川英治文化奖

专访奥地圭子之前，我在网络上看到东京Shure甫于2003年4月11日接受讲谈社颁发“第37届吉川英治文化奖”。当面向她道贺时，她喜上眉梢：“实在是大惊喜，我怎算得上有文化贡献呢？真正得奖的是孩子们，这是他们努力的成果。”

18年的努力受到承认，的确可贺可喜，尤其是东京Shure是非营利法人机构（NPO），在财务方面，主要靠会员费支撑，很多时候入不敷出，撑了18年，眼看孩子们一批一批成长，尽管在深造和求职时碰到没有学历的问题，可是大多顺利地进入大学或踏入社会大学。“有一个孩子刚刚考进《朝日新闻》呢！”奥地眼眸闪烁的光芒告诉我，她以孩子为傲。

日本是典型的学历社会，奥地追溯自己的年代，每10人中有一位大学生，而今每两人必有一位拥有大学资格，在讲求学历的现实社会，东京Shure毕业生以丰富的学习经验，弥补没有文凭的不足。自制热气球升空、结队沿铁道探索田园风光等学习经验，一般追求高分数的大学生望尘莫及。

（四）让孩子拥有自我

奥地指出，18年来，社会对于拒绝上学现象的看法略有改变，首先是普遍认同“拒绝上学不是病”，孩子不再受到歧视。其次，家长不再强迫孩子上学，第三是拒绝上学的孩子有更多去处，包括教育部于1992年积极正视拒绝上学现象而设立的适应指导处、民办非营利自由学校和自由空间（free space）等。唯一不变的是，社会仍推崇学校教育和一纸文凭。

其实拒绝上学是国际问题，基于社会认知程度各异，各国的自由学校发展不一。

2000年东京Shure举办第8届世界自由学校大会，逾10个国家约200人参加，让奥地惊觉韩国拒绝上学的现象不逊日本，不过该国的自由学校获政府支助，软硬体设施比日本更周全。

“最重要的是孩子拥有自我，面对任何困难都能够思考和调适。”奥地分析道。

“老是强逼孩子往前冲是不对的，漫漫人生路，有时歇歇脚、欣赏周遭景色，日子过得更充实、更写意。我身为教师，也是在孩子拒绝上学时，才发现人生并非只有一条路，而是有很多很多选择。”

*原载《南洋商报》新视野（2003年6月中旬）